那時他中風了，你知道這是一個需要長期照顧的疾病。於是你覺得，生命的意義不應該再局限於朝九晚五的工作，而是應該專注於家庭。感恩的是，我不再需要為生計奔波，所以向醫管局提出離職，專心照顧家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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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2004年初，我們剛經歷了2003年的SARS疫情，當時我服務的機構受到了巨大衝擊，醫管局也承受了極大的壓力，員工士氣低落，社會的接納程度也遠不如今天。當時大家還不懂得如何應對這樣的疫情，而醫管局的環境更是備受指責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，一位上司曾對我說：“我知道你家裡有需要，但我給你一個忠告，如果家裡發生大事，最好以不變應萬變。”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，因為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忙做決定，可能會出錯。所以你可以先休假，儘量平衡工作和家庭，直到2009年找到接替我崗位的人，我才安心離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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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時，其實還有些延遲，因為2008年發生了汶川地震，我負責的工作讓我無法立刻離開。最終在2009年，我才能放心地離開，因為工作已經交接給了接替的同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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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丈夫的情況最初相當嚴重，住院了一段時間，後來一直在家休養。他在去年年初離世，經歷了近20年的病痛。雖然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，充滿了無助感，但也讓我對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有些事情是我們無法掌控的，所以我們不必過於焦慮。當然，我們需要努力，但許多事情不必看得太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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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後，我一心一意照顧家庭，因為每天都需要做許多決定，不想分心。後來，丈夫的情況逐漸穩定，我也開始思考自己能為社會做些什麼。我受益於社會許多，也有許多人幫助過我，所以我覺得現在有能力、時間和經驗，應該多做些社會服務，於是走上了這條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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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退休後，鄭慕智先生和蔡元雲醫生邀請我幫忙。當時政府剛成立兒童發展基金，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參與。我坦言自己對青少年工作不太熟悉，但經過一番探索後，發現這個問題不僅僅是表面現象，而是涉及跨代貧窮的深層問題。香港最寶貴的資源是人力資源，如果能幫助年輕人成長，給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，就能解決跨代脫貧的問題。於是，我決定盡我所能去幫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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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發展基金的模式包括儲蓄計畫、 mentorship 和職業體驗。最初我以為這只是關於錢的問題，但後來發現年輕人更需要的是機會。許多年輕人因為家庭環境限制，接觸的知識和社會資源非常有限。比如，有些年輕人甚至從未進過銀行，更不懂理財。他們的夢想往往局限於眼前所見，比如送外賣或做模特。但如果我們帶他們走出狹窄的環境，接觸更廣闊的世界，他們的視野和理想就會完全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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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，我們成立了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，與工商企業、社福機構等合作，為年輕人提供職場體驗機會。我們培訓年輕人如何適應職場，比如面試技巧、溝通能力等。許多年輕人在體驗後變得自信，甚至被雇主直接聘用。我們的資料顯示，近50%的參與者在體驗後獲得了工作機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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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很嚴重，基尼係數一度接近0.5，這意味著社會分化風險很高。但通過這樣的計畫，我們希望幫助年輕人打破貧困的迴圈。雖然籌款不易，但看到年輕人的成長，我們感到非常欣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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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年輕人因為家庭問題陷入困境，但我們不能因此放棄他們。社會問題的根源複雜，但我們可以通過科學實證的方法，盡力幫助他們。香港需要的不只是「搶人才」，更要培養本地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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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工作就像在海邊建一個游泳池，讓年輕人先適應水溫，再進入大海。香港大學的調研顯示，我們的計畫顯著提升了年輕人的職業自信和動力。面對躺平或自殘的年輕人，我們需要及早干預，説明他們挖掘潛力，建立自信。

香港的商界和社會各界都非常支援我們，即使在疫情期間，許多企業依然堅持為年輕人提供機會。這種團結和正能量讓我非常感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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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我想對年輕人說：請勇敢走出來，不要把自己困在一個小圈子裡。當你走出來時，世界會變得不同。香港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社會，總會有人願意幫助你。讓我們一起活出豐盛的人生。​